四

看起来，绝大多数书彩筹赈票的糟糕结果似乎宣告了中国近代彩票业第一轮攻势的失败。实则不然。这是因为，正是随着书彩筹赈票的纷纷出现，国人自办彩票的问题也真正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甚至连相关社会舆论都朝着有利于彩票业的方向发展，这就构成了彩票攻势的第二个也是初具成效的重要表现。当然，在这种表现的背后，仍然离不开来自于从义赈那里获取的社会支持。

光绪十四年十月，有位号称“杞忧子”的人士鉴于当时义赈活动筹赈艰难而提出，应该仿照吕宋票专设长期发行的彩票以助赈，并且由义赈人士来办理此项事宜：[35]

忆自吕宋彩票盛行于中国者，十余年于兹矣。内中虽有巨彩可获，因而成富者，间或有之，然利源之流之外洋也，日积月累，不知凡几，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闻彼国因有偏僻一方，地瘠民贫，籍此每月之余资作该处之抚恤，亦善举焉。但中国近以水旱偏灾连年不息，筹赈诸公舌敝唇焦，几于募不胜募，劝不胜劝，……各赈所疲于奔命，势或强弩之末，鲁缟不穿。胡勿仿照吕宋票章程，另设票纸若干，每月开彩一次。倘虑票多消滞，不妨两月一开，当众摇彩，一秉至公，或即借彼国对号单为凭。董其事者，愚意非施少钦封翁、陈竹坪善士不办。盖办赈多年，众望相孚，实事求是，早在四民所敬仰，诚信毋欺。历年以上千万之赈银交付转运，亦凭一纸收条尚能取信，刻下买票者区区数洋，断无猜疑之理。……赈所但以逐月彩余之款分解灾区，既可源源不绝，亦能有所指望。况近年灾区之广，办赈恐无已时，募捐一道，后难为继。此举若行，则赈务一日不完，此票一日不停。即使吕宋百姓因碍彼国消路，啧有后言，而吾以本国之财办本国之善举，况同一救灾抚恤，何必一定舍近而就远耶？

表面看来，“杞忧子”的建议很快就遭到了《申报》的异议。因为该报在三日后的社论中指出，这个办法很可能“难行于中国”[36]。事实上，由于该报早在光绪九年的一篇社论中就称吕宋票“初意原为救荒而设也”[37]，所以该报对彩票本身并无恶感，也并不反对运用彩票之法以收取筹赈之效。其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的现实条件根本不足以保证发行彩票的流弊能够被完全克服。例如，该报在前一篇社论中就认为，即“令素办赈捐、久孚众望者经手开彩，至公至正，无嫌无猜，而其左右亲近之环而伺者，百出其计以相口，假票冒领之弊，不一而足，势所必然”。正是基于这种担心，它最终得出的结论其实是“斯策也，其终行消未广、窒碍难行矣乎”，而没有把彩票本身当作一种不良现象。

不过，筹赈到底是非常急迫的现实问题，因此有人在光绪十四年底再次建议，由当时义赈的两位头面人物即施善昌与陈竹坪出面承办，“仿照吕宋发财票之例，一切章程不必另立新法”，然后“禀请当道，从此畅行。如遇灾年可以无虑，如水旱皆无，即将此款存官以备不时之需。又，此策为振济饥民起见，与孳孳为利者有别，不但于吕宋之本票无碍，即吕宋国亦无不可原谅也。又，乞请当道照会吕宋一声，亦殊得体”[38]。而这一次，《申报》不仅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而且还对赈捐彩票可以从吕宋票等外国彩票那里为中国争利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39]

我中国与泰西开关互市，立约通商，银钱之输于外洋者，岁不可以数计。……自行吕宋票以来，中国之失利也久矣。既不能禁而绝之，则不若效而为之。彼固为地方善举起见也，今河工之需款浩繁，荒赈之筹捐尤亟，夫独非地方善举乎？其异于吕宋票者，我中国正大光明，损人利己，岂屑为之。吕宋不准本国人自售，而售之于他邦，我则以中国之票售之于中国之人，于吕宋票无涉也。吕宋君主亲自为之，而请之于诸大国，我则创之于商民而请之于官宪，于诸大国无预也。名之曰“筹赈彩票”，抽其余利，悉数充赈，月计岁计，谓非巨款也哉！其犹有诋之为言利者，是不知利民之异于自利也已，请质之有心时事者。

在很大程度上，上面这些舆论无异于为国人自办彩票的合法性所作的辩护。也正是继这些辩护出现之后，中国近代彩票业逐渐兴起了第二轮攻势。这主要表现在，此后国内以“筹赈”为旗号的彩票不但继续得以发行，甚至还从彩物阶段过渡到了彩金阶段。至于第二轮攻势兴起的最初标志，便是前述那家森宝书局彩票从光绪十五年五月起将自己的彩头由书籍换成了彩金[40]，从而成为国内首家与西方彩票正式接轨的彩票。应该指出，前述那些书彩筹赈票之所以大多因销售困难而停止，很可能就与它们将书籍设为彩头有着很大关系。而森宝筹赈票在旧瓶装新酒后，却一直坚持到光绪十六年二月间还能够继续出售彩票[41]。

由于森宝票的转型并未遭遇到什么阻碍，第二轮彩票攻势可以说是初见成效。此后，即便公开以经营活动的面貌出现，筹赈彩票的发行亦畅通无阻。例如，光绪十五年冬间，金阳(大概为江苏省金坛、溧阳一带)赈局创办的助赈彩票不仅完全是一家正规彩票，还于次年初打入了上海市场：[42]

启者：金阳赈局筹赈彩票去冬创办，蒙诸同仁慷慨购票，得彩助赈者甚多。现在青黄不接，饥民仍嗷嗷待哺，……因变通推广，分设上海，按月出售筹赈彩票，每张售洋五元，分条六角。头彩得洋四万五千元，二彩得洋二万元，三彩得洋一万元，其余得彩数目并开彩章程，阅票自悉。得彩即兑现洋，除给发红彩外，下余之款全解灾区，散给灾民。得彩章程照吕宋每月对号单码号向后顺数十号，为金阳彩票得彩之号。

光绪十六年三月初，甚至还出现了试图与吕宋票直接竞争的彩票，这就是由齐青筹赈局发行的“齐青筹赈彩票”：[43]

启者：齐青筹赈彩票专为救灾济荒。今售英五月份即华三月份票，华历三月二十日开彩。全张售洋五元五角，条头六角，批发另议。得彩即兑现洋，下余之款全解灾区散放。至得彩号码，照吕宋每月对号单给彩。敝局新章，加添二千号码。查吕宋票得彩只有一千号码，今于一千号码上下各加副彩一张，连同得彩正号并算，共有三千号。得彩之数：头彩得洋二万二千五百元，二彩得洋一万元，三彩得洋五千元。其余得彩数目及增号得彩数目，详列仿单。号数增多，诸君得彩较易，既可得彩，又可助赈，一举两得。

遗憾的是，齐青筹赈彩票远远没有实现与吕宋票竞争的目标。就在其发布了准备第二次开彩的告白后[44]，《申报》上却再也没有出现与之有关的消息。

虽然森宝、金阳彩票的最终结局很可能不会比齐青彩票好很多，但它们的出现不仅使西方式彩票体制实现了向中国的完整移植，而且使中国近代彩票获得的第一块阵地得到了很大的巩固，从而为广济公司发行“江南义赈彩票”作出了良好的铺垫。也就是说，这大概是江南票基本上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意外反响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江南票的鼓舞下，光绪二十七年初又突然涌现出了三家打着义赈旗号且都经官方批准的彩票。以时间为序，这三家彩票分别是由普济公司开办的“顺直义赈彩票”，其声称系“奉总办顺直筹赈局宪谕，禀蒙北洋大臣、商务大臣专折奏办”[45]；由安济公司开办的“协助秦晋义赈彩票”，其在《申报》上刊发的广告中称：“本公司奉皖抚宪王咨蒙陕抚宪奏办协助秦晋义赈彩票，札委承办，以济赈需”[46]；由广益公司开办的“筹办山西义赈彩票”，该公司宣称得到了山西巡抚岑春煊的支持[47]。不幸的是，中国近代彩票开始泛滥的序幕亦从此拉开。当然，由于此后的彩票泛滥态势既大大违背了义赈最初利用彩票方式的初衷，又不再依靠义赈作为自己的主要阵地，故而这种态势已不是义赈所能负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