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晚清义赈的出现是中国救荒史上的一个新鲜现象，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救荒史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动。关于晚清义赈的特性，李文海先生指出，由于晚清时期严重的灾荒、荒政的衰败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动，民间自发兴起了这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跨地域救荒活动。它是一大批江南绅商的联合行动，一方面与江南慈善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地方性慈善事业[6]。而这种超越性的最重要表现，就在于义赈是一种跨地域的地方性救荒实践，也就是说，义赈在其救助对象指向全国范围内灾荒的同时，又始终立足于江南地区，其表现出来的地域意识、主要依靠的社会资源以及具体运用的救荒方式，无不带有强烈的江南地方色彩，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7]。

不仅如此，以19世纪70年代后期爆发的“丁戊奇荒”为契机，晚清义赈在诞生后不久便迅速成长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救荒力量。并且，随着晚清时期灾荒的频繁发生，其活动也连绵不断，到19世纪90年代时就已“风气大开”了。更重要的是，由于义赈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民间，运作机制较为灵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针对当时中国赈灾机制的主体即官赈中的弊端来实施救灾行动，因此很快就赢得了从国家到社会的广泛信任，并对官赈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正如义赈的重要发起人之一经元善在1892年所说的那样，当时已是“海内成为风气，一若非义赈不得实惠”[8]。

当然，义赈的社会影响力固然非凡，却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可以随意攀附骥尾来实现别样目的。事情要是这么简单，那么另外许多射彩之法同样可以借用义赈的名声来谋求自身的合法化。可为什么只有江南票顺利地与义赈挂起钩来了呢？事实上，这种挂钩决非是广济公司经理人的灵机一动，而是因为彩票与义赈之间早就发生了直接的关联。并且，很可能由于义赈也仅仅与彩票之间有着这种关联，从而为江南票的做法提供了某种铺垫，同时使得其他射彩之法没有多少可趁之机。

值得强调的是，彩票与义赈的最初关联，还是出于义赈方面的主动性。至于这种动力的主要来源，则是义赈为筹集赈灾资金而开展的募捐动员。与以往那种主要依靠民间绅富捐助的救灾活动不同，义赈发起的筹赈活动也是对中国传统募捐机制的超越。也就是说，无论是其社会动员的广度还是深度，义赈的募捐都达到了空前的层次。早在光绪四年(1878)四月间，时人就曾对义赈引发的热烈筹赈场面发出过这样的感叹：[9]

各赈局善堂常有妇女施助金簪首饰者，是闺阁之心尽矣；各处开行开铺商人，无论店铺大小、本钱多寡，各有施将，是商人之心尽矣。绅衿之救灾恤邻者，亦各量力施助，是缙绅之心尽矣。妓女有不愿烧香而愿助赈者，接踵而至，是青楼之心尽矣。东西两洋尚非与我同土，而捐助者甚众，是外国人之心尽矣。各口轮船设柜劝捐，每次各行旅捐者一元数元，无不尽力慨助，是行客之心尽矣。乞丐某蓄积十余年，只有八百文，竟肯尽数助赈；尚有沿门托钵，讨得数十钱而一半付与捐局者，则乞丐之心皆尽矣。

在这种形势的激发下，向义赈的捐助益发踊跃，不仅是有钱的出钱，甚至还有许多人把价值不菲乃至略可变价的物品都直接捐给了义赈组织。然而，这些物品毕竟不是可以立即利用的款项。随着各家赈所接受的助赈物品愈积愈多，如何将之尽快转化为赈款就成了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而率先设法解决来这一问题并找到一条便利途径的，则是上海协赈公所中的义赈同人。与此同时，由于当时上海是首家进入中国的大型国外彩票即吕宋票最集中的销售地，故而上海义赈同人很快便想到了仿效吕宋票形式来处理助赈物品的途径。光绪五年八月初八日(1879年9月23日)，上海协赈公所在《申报》上特地发布了一则“变资助赈彩票”的告白，内中称：[10]

近日捐助衣裘、珠玉、玩器、书画充赈者，大小不一，急切不能售价，不得已仿照彩票法，以物价高下定彩等差。计估价二千元，拟制彩票二千张，每张一元。有乐助者请至南市升茂钱庄、城里果育堂、辅元堂、保婴局、英租界大马路保安堂、法租界浦滩太古公司内协赈公所买票。自一张以至十百，不拘多少。俟张数售完，当定期登报，请至邑庙内园当众拈阄。得彩者虽无十分奇赢，然头二等彩利亦四五十倍，降而至于百号以次，亦值一元者尚多，即最下者亦有书画等件，譬诸买一价目过昂之物，并不虚费。借此成全善举，可救数千饥民之命。想好善君子必乐于玉成也。

虽然其采用的开彩形式是“在城隍庙戏台上延请耆儒一位，童子两人，对越神明，秉公拈阄。初七日在罗神殿保婴总局凭票对号，照发所有号数物件。一经掣定，即缮具总单，实贴庙中大殿。如有怀私，天厌之”[11]，但是这次活动在整体上仍属一种新式筹赈手法。而且，对于这里所说的“彩票法”，义赈同人后来明确地说就是“吕宋彩票之法”[12]，因此这次活动遂成为国内首次对吕宋票的公开仿效。另外，此次赈彩的销售大概颇为顺利。这表现在，不仅这次活动在原定的九月初六日(10月20日)如期开彩，而且一月之间该赈所的二千号彩件便仅剩三十余号[13]。嗣后，在上海赈所这次活动的启发下，扬镇赈所在同年十一月间处理本所的助赈物品时也如法炮制了一次[14]。

尽管“丁戊奇荒”期间义赈售彩助赈之举仅此两例，但是倘若与当时彩票在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便可发现这种举动在中国近代彩票发展史上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由于很久以前的抽奖票就被当作一种赌博形式[15]，所以禁赌极严的清代官方虽说控制不了吕宋票，但一直照赌博例禁止国人仿办同类形式的彩票。就在义赈同人首次举办赈彩售物的次年，上海县官府还出示禁止“仿照吕宋发财票号数、设绸绉台凳卖票者”，并于是年六、七两月间分别处理了两批托寄洋商名下私制彩票之人[16]。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间，汉阳官府还发布了严禁彩票的章程，其惩罚力度也极为严厉：[17]

主使发贴吕宋票之人，照造卖赌具例，发边远充军；伙同代贴者，照贩卖赌具例，杖一百，流三千里；买回得彩者，照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窝顿容隐不首之犯，分别照例革究枷示。

可以说，汉阳官府的这种做法正是清律一贯精神的反映。而照此情况来看，国人自办彩票欲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然而，由于义赈同人在光绪五年的公开售彩之举没有受到官方的任何干预，这就预示出彩票完全能够在中国找到一个可靠的突破口，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光绪五年(1879年)的售彩活动在整体运作上还相当简单，并且在义赈初期仅此两例，所以这种举动还只能算是权宜之计。而到义赈活动在光绪七年(1881年)再度兴起之后，义赈同人甚至开始尝试着将售彩助赈之法发展为其正式运用的募捐手法之一了。这主要表现在，义赈同人不仅更多地运用这种手法筹赈，而且大大加深了对正规彩票发行方式的借鉴程度。在这方面，光绪八年义赈绅士谢家福等人所制定的“元魁夺彩会”筹赈法虽然与吕宋票形式有一定的差别，却从一个侧面表明后者首次真正引起了义赈同人的重视。所谓“元魁夺彩会”的意图是趁当年举行乡试之机售彩筹赈，其具体做法是：[18]

一、是会为急筹皖赈起见，而于新贵诸君北上会试，亦足少壮行色。与其将来广分硃卷，何如此际筹捐助会，较为事半功倍？即使家道殷实，亦可将程仪分赠同年寒士，与不伤惠，取不伤廉，与广东闱姓、吕宋彩票情节迥异。想赴试诸君无不欣然乐助也。

一、凡乡试诸君，不论何省均可与会，每会自助一员，募赈九员，尽七月杪截止。寄至苏州王枢密巷电报局内皖赈公寓守取收票，并登《申报》为凭。约以一万会为率，计收皖赈洋九万员，立即解交办赈诸君散放，此外程仪洋一万员，暂存上海汇丰银行。

一、助会诸君高中解元者，得程仪洋五百员，魁选得程仪洋四百员，举人得程仪洋三百员。倘中数过多，则尽数分摊。一人而助数会者，程仪祗得一分。

一、与试诸君送交会洋时，须照学册履历开明，以便填明票根。一俟高中，凭票取洋，毫无折扣。

一、凡与会诸君高捷南北两闱者，业已托定天津、江宁友人于发榜之日，即将诸君名次电报，敝处立即奉闻，省城内外当日即可得信，外府郡县亦即专足函达。所有报费均由同人捐备，不取新贵分文。

显然，谢家福等人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彩票发行方式的重要性，才意欲在借鉴广东“闱姓”抽奖票和吕宋票形式的同时，另创一种新的博彩方法。但令人失望的是，该会开办两月后却“收数寥寥，十不偿一”[19]。而该会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正与其发行形式有很大关系，就连谢家福自己都承认“元魁会章本欲与闱姓、彩票稍分蹊径，故立法失之呆板”[20]。此后，虽然还有人在该会基础上提出诸如“元魁得意会”[21]和“元魁夺标会”[22]的建议，然而义赈同人再也没有采用过这类方式来售彩筹赈。

在某种意义上，“元魁夺彩会”的失败很可能使义赈同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吕宋票形式的优越性。毕竟，元魁会在发行时机和销售对象方面都受到太多的限制，吕宋票形式却可以随时向极为广泛的人群开放。因此，无怪乎义赈同人从光绪九年起对售彩手法的运用会更加彻底地模仿后者。例如，光绪九年底，当售彩手法继“元魁夺彩会”之后再次出现在义赈活动中时，虽然其发起人、上海丝业会馆赈所主持人施善昌的意图与光绪五年上海义赈同人一样，都是为了将助赈物品变现为赈款，但前者的运作几乎更是一次正规彩票的发行：[23]

敝会馆代收赈捐以来，仰蒙各善士急公好义，除助捐银洋外，兼有……珍贵之品，……当此时势，出售价难平允，而赈款又刻不待缓，爰汇同人公议，仿照洋人摇彩格式，额定二千号，每号收洋两元。俟售满额号，登报定期在敝会馆关帝神前当众拈阄开彩。……计得彩票二百号，开列于左：

头彩二张，每张得物值洋二百五十元；二彩二张，每张得物值洋一百四十元；三彩二张，每张得物值洋一百元；四彩二张，每张得物值洋七十元；五彩八张，每张得物值洋三十元；六彩二十张，每张得物值洋二十元；七彩念四张，每张得物值洋十五元；八彩三十二张，每张得物值洋十元；九彩四十张，每张得物值洋七元；全彩六十张，每张得物值洋五元；附头彩上下四张，每张得物值洋三十元；附二彩上下四张，每张得物值洋十五元。

可以说，施善昌这次行动的出现，不仅反映出义赈处理助赈物品的赈彩手法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在此之后，由义赈发起的历次赈彩售物的活动中，其形式都与施善昌上面的做法基本相同，而不再象光绪五年那样简单地票票有彩了。